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发起“都会区突击行动”(Operation Metro Surge)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移民执法行动不断升级,对这座城市及其多元化社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联邦层面的高压态势,圣保罗的七位市议会成员和市长Kaohly Her不仅亲身感受到执法行动带来的焦虑和不确定性,更在个人和职业层面全力以赴,为受影响的居民和企业提供支持,并积极采取地方层面的反制措施。
在“都会区突击行动”期间,圣保罗市的民选领导者们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市议员Nelsie Yang的叔叔曾被ICE带走,她在五天内动用所有关系成功营救,随后继续帮助在拘留所结识的其他受害者。她回忆起侄女因父亲被带走而哭泣的声音,至今仍萦绕耳畔。
市议员Cheniqua Johnson在去年11月,即ICE突袭玫瑰大道一处住宅后三天,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她震惊地发现,联邦政府冻结了加纳的旅行签证,导致她加纳的姻亲无法按计划与家人团聚。此外,在她主持的一次移民企业主座谈会上,与会者惊恐地报告ICE特工突袭了附近的一家拉丁裔杂货店。
印度裔市议员Saura Jost在引导高地公园和麦卡莱斯特-格罗夫兰区的企业主寻求支持服务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安危感到担忧。她亲眼目睹ICE的车辆载着被拘留者驶过她的选区。
市议员Anika Bowie回忆起联邦特工持枪来到她家逮捕她的丈夫Jamael Lundy的情景,因为他曾参与反ICE抗议活动。她表示,当时警方对待此事的态度就像“真人秀制作”。
ICE特工还曾两次出现在市议员Molly Coleman两岁儿子所在的圣保罗日托中心,尽管未被允许进入,但引发了家长的持续担忧。作为一名律师,Coleman此后主导制定了三项地方条例,旨在规范ICE特工的行为,要求他们佩戴身份徽章、不得蒙面,并远离市政停车场。她表示,更多修正案仍在制定中。
圣保罗市议会主席Rebecca Noecker将此次联邦行动带来的担忧与疫情时期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情况更糟,因为地方政府缺乏联邦紧急援助。她表示,拉丁裔社区的小企业纷纷倒闭。Noecker形容这感觉像是“大卫与歌利亚”的较量,强调市政府没有联邦政府那样的资源对抗。为应对危机,市议会设立了每周一次的公众听证会,供民众分享遭遇;与移民权利组织合作,举办宪法观察员培训;并加快了相关条例和决议的审议通过速度,通常需要数月的工作在几天内完成。她指出,市议会还通过决议,呼吁酒店不要为ICE特工提供住宿,并敦促州政府暂停驱逐和水电费停供。
前市议会副主席HwaJeong Kim回忆起去年11月25日玫瑰大道事件中,她曾请求消防局长Butch Inks介入,成功让一名头部受伤的抗议者获得医疗救助。当晚,她主持市议会预算委员会,争取移民服务资金。她还组织了宪法观察员培训,最初9名志愿者迅速增加到300多名,随时准备应对ICE行动。Kim指出,她的选区70%是有色人种,许多并非本地出生,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她组织了为躲藏起来的居民提供杂货配送的志愿小组,为互助网络筹集了数万美元,并在集会和国会听证会上发表演讲。她驳斥了批评者关于她偏离核心市政工作的说法,强调在“联邦军事占领”下,为社区发声才是地方官员的职责。
作为圣保罗市首位难民市长,Kaohly Her表示,她现在随身携带两种联邦身份证明。她的父母,以及整个Hmong(苗族)社区,都生活在极度恐惧中。她指出,许多Hmong长者即使已是美国公民,也因语言障碍担心在不公正的拘留中无法自辩。一些新来的难民群体,如克伦族(Karen),因仍在办理绿卡,情况更为脆弱,甚至不敢发声。ICE行动导致许多Hmong商家的营业额下降了60%至70%,有些甚至完全倒闭。今年1月,Her市长与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Keith Ellison、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Jacob Frey联合对美国国土安全部提起诉讼,指控其进行无证逮捕和基于种族与口音的拘留。数日后,美国司法部反击,传唤Her市长和Frey市长就涉嫌阻碍ICE行动作证。
尽管“都会区突击行动”预计在圣保罗即将结束,但仍有数百名联邦特工活跃在明尼苏达州。所有市议员和市长都一致认为,这次联邦打击行动的后遗症将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都会区突击行动”(Operation Metro Surge)是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发起的一系列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其主要目标是增加对被认为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的逮捕和驱逐,特别是在一些被联邦政府视为“不配合”的城市,也被称为“庇护城市”或“欢迎城市”。
此次行动的背景是特朗普政府时期推行的强硬移民政策,包括“零容忍”边境政策、限制庇护申请以及增加对无证移民的内部执法。这些政策旨在通过恐吓和威慑来减少非法移民,但往往导致社区内部的恐惧和不信任感加剧,特别是在移民人口众多的城市。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所在的明尼苏达州,拥有大量多元化的移民和难民社区,包括来自东南亚(如Hmong和Karen)、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群体。因此,这些城市成为联邦执法行动的重点目标。
联邦与地方政府在移民执法权限上的冲突由来已久。联邦政府声称对移民事务拥有最高管辖权,而许多地方政府则基于保护居民福祉和维护社区信任的原则,采取措施限制地方执法机构与ICE的合作。这种冲突常常通过法律诉讼和地方立法来体现,就像圣保罗市长和总检察长提起的诉讼以及市议会通过的限制ICE行为的条例。
对于圣保罗的移民受众而言,此次“都会区突击行动”带来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社区信任危机与心理创伤: ICE在居民区、商业场所和甚至日托中心的突袭,极大地削弱了移民社区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即使是地方政府。许多移民,特别是没有合法身份或身份文件复杂的群体,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导致心理压力和创伤。一些长者,如Hmong社区的父母,甚至因害怕不敢出门或看医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
经济打击: 移民社区经营的小企业,尤其是餐馆和杂货店,因居民害怕外出或避免聚集而生意锐减,甚至倒闭。这不仅影响了业主的生计,也对依赖这些小企业提供就业和服务的社区经济造成连锁反应。市政府扩大的租金援助计划正是为了缓解由此带来的住房和经济压力。
社会隔阂与歧视: 联邦执法行动可能加剧社会对移民群体的污名化和歧视。HwaJeong Kim市议员指出“门对门种族定性”的现象,表明执法行动可能带有偏见,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公民参与与权利意识提升: 面对威胁,圣保罗的移民社区反而被激发出了更强的团结和自我保护意识。宪法观察员培训、家长巡逻队和互助网络的兴起,体现了社区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自身权益的决心。这可能促使更多移民参与到地方政治中,通过选票和倡导来影响政策。
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 此次事件迫使圣保罗市政府将保护移民居民的福祉置于核心位置,远超传统的市政服务范畴。市议员和市长们的个人经历和积极行动,展现了地方领导者在面对联邦强权时,作为社区“守护者”的关键作用。未来,圣保罗可能会继续加强其对移民友好的政策,并在法律和行政层面寻求更多方法来保护其多元化居民。
长期法律与政策挑战: 市长Kaohly Her提起的诉讼以及她面临的传唤,预示着联邦与地方在移民执法权上的法律战将持续。这些法律行动的结果将对未来美国各城市如何处理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产生深远影响。